4月29日是林昭遇難42周年的紀念日，在網絡上看到了許多紀念的文字。 前一陣子和國內的一位年長弟兄交通，他曾經在那個極左年代被誣入獄，60年代初曾被關押在上海靜安區看守所。他記憶中有一位女囚，在印象中與林昭神似，因此他稱自己或許有幸是林昭的“同監難友”。 在交通之中，自然就談及了基督徒的政治參與。我之前寫了一篇文章，主要是提供一些帶領林昭信主的俞以勒姊妹的資料，在其中也對余傑先生的“中國教會的復興，如果沒有林昭的精神為催化劑，這種復興便很可能是是曇花一現的”說法提出過一點自己的看法。那篇文章比較簡短，可能沒有清楚的表明我的想法，因此，藉著這個紀念林昭殉難的機會，也把這個問題更仔細的說明一下。 一、無論為自由和為信仰獻身，都是偉大的。 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有許多人為了真理為了信仰為了民主為了自由甚至是為了最基本的人權而失去了生命和自由，許多有良知的人都收到迫害。 從基督信仰的角度而言，這些受難者中，可以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和極權抗爭著，例如張志新、遇羅克等等，另一部分是單純的為了信仰的緣故而殉道，例如倪柝聲、張愚之等。 為了民主自由而獻身，或者單純為了信仰而犧牲，都是很偉大的事情。當然基督徒從永恆的角度來看會更推崇後者，因為有存到永遠的價值，將來可以得主的賞賜。但是也不能完全否認前者。社會的改良，驅逐弊病，讓人們過上更美好的生活，也是基督徒在世上的見證。為了美好的理想而犧牲，總是非常崇高的。 林昭在這裡就稱為一個跨界的人物。她的事跡是非常動人的，而相比與張志新、遇羅克，林昭在思想上甚至更有深邃之處，她必定會稱為極左路線抗爭者的一面旗幟。我絲毫不反對紀念林昭。我們需要紀念林昭，以反思那個瘋狂的年代，紀念那些英勇抗爭的人。 但是，林昭之偉大，並不需要講其提升為中國教會之精神領袖而彰顯，也不必將其犧牲定義為為主殉道才得以表明。林昭對極左路線的覺醒，是反右的時候，那時她還沒有成為基督徒。可以想象，即使林昭沒有信主，她也在被當局所迫害，為了自己的理想而受苦，甚至殉難。只是，也許她不能達到她後來的思想高度，不能作為“基督親兵”，找尋到那一條“上帝僕人的路線，基督政治的路線”。所以，基督信仰為林昭的抗爭增加了更深的思想價值和屬靈意義，但是，她仍然是因為政治觀點而收到極刑。林昭的事跡本身，就是她的見證。而中國傳道人的獄中見證，是從信仰的角度為主堅守為主受苦，兩者不能混為一談，也不應該厚此薄彼，而是各有其珍貴之處。 二、基督徒的社會使命 作為基督徒的林昭，在極端困難的環境中旅行了她的政治使命。我相信，基督徒的社會使命，是基督徒的見證的一部分。通過信徒在信仰生活中活出見證，讓這個社會變得更加美好，這也是基督徒所應當做的事情。 約翰·衛斯理是一個見證。他倡導的循道運動，曾經改變了十八世紀的英國社會，成為社會亂象的出路。但是，後來，隨著衛理宗教會日益熱衷於社會工作，有一些教會漸漸遠離了純正的福音。二十世紀上半葉，這些“社會福音”往往和新派神學是聯系在一起的，遭到很多基要派信徒的反對。例如，宋尚節博士很反感社會福音。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當時的社會福音，將本末倒置了，將教會的社會服務放在耶穌基督釘十字架的真理之前，沒有穩固的救恩基礎，只熱衷於社會的工作，教會的不過是表面的，救人的身體而沒有救人靈魂的。 但是這也引起另一個極端，就是基督徒是否應當完全放棄對於政治的關注，而生活在自己信仰的小圈子之中？隨著二十世紀下半葉對於基督信仰逼迫的加劇，中國家庭教會高舉政教分離的旗幟，堅持基督是教會的元首，不接受政治對教會的干預。而另一方面，為了避免引來更多的政治麻煩，教會也避免參與一切的政治活動，力圖使政教完全分開。 我認為，這兩種觀點是需要平衡的。首先，堅持基要基督信仰的根基，傳講不打折扣的聖經的話語，是教會不可缺少的；其次，在這個信仰根基上，基督徒應當作光作鹽，就如聖經所說的，不是放在斗地下藏起來，而是在這個彎曲悖謬的時代，作為明光照耀，照亮一屋子的人。這樣，如果有純正的信仰根基，那麼信徒應當通過自己對真理的認識和追求來改變這個社會。從這個意義上說，作為基督徒的林昭，她的政治思想有一部分是基於聖經的觀點，所以她雖然不是直接為了基督而殉道，但是她的死也是在為主作見證。 如今的時代，與林昭的時代又不相同，但是現今之基督徒也應該有對社會的關懷，也許不是像林昭獄中寫血書那樣激烈的方式，但是這個社會確實需要基督徒的聲音。 三、基督徒政治參與的方式 余傑先生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自由知識分子，也是難得的幾位堅守在國內的民主人士。他成為基督徒之前的作品和思想，我就非常喜歡。他在思想上一直是傾向於美國的保守主義，受到很多左派的攻擊。 余傑信主之後，把對民主的追求和基督信仰的精神聯系在一起，我覺得更是難能可貴的。西方民主的根基就是基督信仰，沒有基督教的傳播，也就很難建立其真正的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