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聞雜記(2005年1月18日) On Music – 20050118

聽聞雜記(2005年1月18日)
很久沒有寫東西了,最近適逢考期和寒假回家。其實這段時間還是聽了、看了不少東西的,在此信手隨便瞎寫一些吧。
最近看了兩本書,一本是葉永烈寫的馬思聰先生的傳記。該書是199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一次偶然在北大的周末文化市場上找到。書寫得比較通俗,就和小說似的,看起來很順暢。馬思聰先生可以說是中國最早成名的小提琴家了,早年留學法國,曾就讀於巴黎音樂學院,回國後作為小提琴演奏家和作曲家成名,在廣東私立音樂學院(任院長)、中央大學、中山大學等學校任教,抗戰期間輾轉華南,后在重慶勵志交響樂團等樂團人指揮。據作者所說,馬先生在重慶以及以後在上海期間與李凌、喬冠華等共產黨人士熟悉,之後認識了周恩來。在國民黨統治後期,馬先生似乎對當時的時局不滿,而和共產黨關係密切,於是後來他從香港到北京參加了第一次政協會議。1949年以後他擔任了中央音樂學院的挂名“院長”(院務由呂驥等中共黨員負責)。儘管不斷有大大小小的政治運動,但是從1950年起的十年是馬思聰獲得最多榮譽的時期,作為中國的音樂大使參加了很多國際活動,值得一提的是1956年擔任了Chopin比賽的評委,並在賽前給傅聰一定的指導。之後和David Oistrakh以及Zimbalist一起擔任了Tchaikovsky比賽的評委團主席,並指導了參賽的劉詩昆。文化大革命中,馬思聰受到很大的衝擊,忍受着非人的虐待,最終終於偷渡至香港併到美國政治避難,該事件也在國內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據作者說周恩來把此列為他一生中很遺憾的兩件事情之一。文革結束后他一些渴望回國,但是受到種種問題的干擾,最終未能如願。傳記本身並不是很深刻,文革以前的部分作者不斷渲染馬先生和共產黨的關係密切,之後話鋒一轉開始敘述馬先生的悲慘遭遇,我覺得明顯看出作者言而未盡,固然有所矛盾。但是此書讓我了解了一位中國的音樂家。馬先生的作品我聽過不多,《思鄉曲》自然是有所耳聞的了,我覺得是一首結構上相當成熟的小提琴小品曲,旋律優美。還聽過一次他的《山林之歌》,我覺得堪稱中國管弦樂作品的典範。馬先生的作品涵蓋廣泛,除了小提琴曲之外,還有室內樂、練習曲、歌劇、交響曲,當然還有一些應景作品,比如少先隊隊歌等等。從作品和藝術成就來說,他絕不在三位“人民”作曲家(聶耳、冼星海、施光南)之下。而他一生遭遇坎坷,歷經了成就、辛苦與磨難,點點滴滴折射出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
還有一本書就是Bach的傳記《巴赫:世人稱頌的樂長》(上海譯文出版社)。這本小書本來就是為了青少年寫的,比較通俗易懂,而且確實可以從中得到一些啟發。原來看過一些學術性的Bach傳記著作,比較之下,認為該書敘述比較準確,真實地反映出了一個作為虔誠的新教徒而後才使音樂家的Bach。該書值得向入門者推薦。
另外看了兩部紀錄片,一部是《Pablo Casals: El Cant Del Ocells》,據片上說翻譯作“白鳥之歌”,是一周Casals喜愛的安可曲的名字,我不懂西班牙文,故無從考證,不過似乎天鵝在日語里寫作“白鳥”,也許也可譯作“天鵝之歌”?這部影片全部用第一人稱敘述(敘述着扮作Casals或其父母、朋友,並採訪了一些親友),又一些演員表演了他一生中的片斷,並夾雜了Casals生活和演出的老錄像。原來也看過一本Casals的自述性傳記。Casals在大提琴上的不朽成就人人皆知,而我認為該片突出了其作為一個信仰民主、扶持人道的人權鬥士的堅強毅力和傑出人格。Casals不僅僅是歷史上最偉大的大提琴家,也是時代中永遠的英雄,他用他的琴弓和指揮棒戰鬥,為世界上無數人帶去了光明和希望。如今為了商業的藝術家悄然增多,而這樣的鬥士也愈加離我們而去了。
還有一位音樂家,雖然並沒有Casals這樣讓後人高山仰止,但是也以自己傑出的人格和卓越的品質幫扶了許多的人,那就是Issac Stern。對了!我看的這部影片就是《From Mao To Mozart: Issac Stern In China(從毛澤東到莫扎特:艾薩克·斯特恩在中國)》,當年的Oscar最佳紀錄片。片子彷彿就是紀錄了一下Stern先生在中國的行程,以及他如何教導中國學生,但實際上會引發人們許多的思考。Stern先生是一位直率的人,他一針見血的指出了學生們演奏中的問題,並且對當時中國音樂教育只重技巧不重對音樂的理解和音樂表情等問題提出了尖銳的批評。片子涉及政治因素對中國音樂的摧殘、文革期間上音教授的悲慘遭遇、中國音樂與西方音樂等等問題。整部片子拍得很自然、很美,讓我們重溫四分之一個世紀前那次偉大的旅程,重新踏上當時的中國那片百廢待興的土地。片子中的中國音樂學生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有着非凡的才能、嫻熟的技巧,雖然對音樂的領悟尚且不夠,演奏起來被Stern先生批評為生硬,不自然,但是他們對音樂的執着,特別是在那種惡劣環境下對音樂不懈的追求令人敬佩。同碟還附帶了兩個Bonus Film,一個是Stern先生二十年後重新回到中國的一個紀錄短片(Musical Encounters: Return to China 20 Years Later)。從中可以看出北京的巨大變化,以及時間流逝、故人依舊的感慨,但是更令我感到遺憾的是1999年的那些手着Stern先生知道的學生似乎已經沒有1979年的那種熱情,隨着社會的發展,當年的激情已然漸漸淡漠了吧。也許這將是永遠的遺憾。
最後還有一個Bonus Film是《The Gentleman from Shanghai(來自上海的紳士)》,中國小提琴家和製作家,上音的原副院長和指揮譚抒真講述了他一生的經歷,其實和馬思聰先生的遭遇很類似,只是作為一位基督徒,譚先生選擇了忍受,在極短的困境中他堅信“太陽必將升起”。他終於渡過了難關,如今以九十多歲的高齡仍然堅持着提琴演奏和製作,貢獻着自己最後的力量。
這就是最近的部分收穫吧。雜記雖然是順着思想隨意而寫的,但是也許其實有許多故事都是相似的吧。寫的時候再聽Epstein和Ormandy合作的黃河,呵,又是一個時代的產物。音樂絕非僅僅是娛樂的音樂,音樂中有着歷史有着凄慘的過去,也有着永恆的哲思,也許這些,才是最為動人的樂章吧。